我不知道在坐的同学有没有听过，现在西方有一种理论，就是要将司法权慢慢的淡化为社会权，也就是认为司法权虽然是由政府给钱，就是国家拿钱养司法机关，但司法权归根结底不是政府权，不是国家权，它实际上是由国家召集有民间权威行使的一种社会权。

（一）法院人员的增长及其构成 司法改革的重要努力之一，就是在法院里建立专业化的人员构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外单位调入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军转干部，①「苏力（2000a ：331）甚至更为干脆地得出了"所谓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实际上更多地是军转干部进法院的问题"的结论。

与此相对，民事案件的数量在这期间由1982年的213件上升到1996年的584件。」但他们的数量也在减少。——，1998d ，《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对法律移植的研究将导向一种基于制度合法性的新的法律多元理论，这一视角将法律制度宏观的全球化过程与微观的本土化过程相联系，关注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里多元的规则系统的互动，并且强调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进入本地之后被社会建构而取得多元合法性的过程。①「"依法收贷"是由乡镇政府出面，法院协助参与，为银行、信用社收回农民长期拖欠的贷款的行动。

当这两种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冲突时，被移植的正式组织结构就会发生断藕过程，以适应两种合法性对它的不同要求。【摘要】这是一项对于中国河北省一个基层法院的个案研究。公共言论的发展正在通过公民监督权生成巨大的法治推动力。

这意味着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范围比普通公民窄，对它的刑事规制应当受到监督权的限制。这里涉及诸多不同类型的诽谤言论，但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最为重要的其实是诽谤官员的言论。我们不能仅仅从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还应当同时从这背后的法治关系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这是我们理解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以及2013年网络言论治理的历史语境。

为了对公共言论做出合理的法律规制，让公民监督权发挥其应有的法治功能，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将公民监督权落实到具体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22]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政体中，这种政治关系并不都是法治性的，它们的性质和内容是不同的。

从法律形式上来看，这种做法用法律平等来取代阶级区分，有利于对公民名誉权的平等保护，但从法治层面上看，它使得人民监督官员的公民责任(以及官员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义务)被消解掉了。这种限制之正当范围的界定并不是根据监督的内容和效果，而是根据公民是否在行使监督官员的权利。关于陈平福事件，可参见陈道英：《陈平福发网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事件——煽动罪与言论自由》，载《2012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胡锦光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6页。[18]参见张训：《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3期。

立法作为治理互联网的常规性手段一直以来都为我国政府所重视。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政治言论煽动民众以违法行为分裂国家、冲击国家机关、颠覆国体或政体，那么其背后的公民监督权就越出了其自身的边界，违背了自身的逻辑而无法成立，就不再受到宪法的保护。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入选2013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国家机关应当积极响应和配合公民的监督，使得公民监督权进一步落实为有效的制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属于刑法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或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规定……刑法第246条将名誉权与‘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加以保护，对公民行使监督权无疑有打压之虞。

在这一年里，中国网民在孙志刚案、刘涌事件、黄静裸死案、孙大午案以及非典事件中看到了网络公共言论改变现实政治事件的力量。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5]在网络诽谤构成要件放宽和公诉启动条件扩大的背景下，对诽谤官员与其他诽谤行为进行无差别的刑事规制，将会严重虚化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注释】 [1]严打网络有组织造传谣违法犯罪，警方开展专项行动两高及时释法入选《法制日报》所评选的2013年度十大法治新闻。只有当公民的言论对其他公民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时，诽谤罪才有可能成立。2003年被称为中国的网络舆论年。《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文章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和不良言论作斗争，敢于亮剑。

2013年8月20日，公安部启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言论平台，促进了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带动了中国的法治发展。

公安部和最高检都注意到了那几年突出的一个问题：不少地方官员以不合法的方式[如滥用公诉方式]利用诽谤罪来对付群众对地方官员的批评。其次，社会闲散人员和一些群众的聚集所造成的后果并没有达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这样的程度。

另一方面，网络公共言论所具有的快速传播能力和强大的社会效应迫使被监督对象和相关部门积极做出回应，并在此过程中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16]据此，公民的政治言论如果有所根据但却与事实不符、如果仅仅引起网络空间秩序的纷乱、如果被司法人员认定为恶意，则都可能会被定为寻衅滋事罪。

如学者所言，这项权利就必须将国家的‘回应作为一项强制要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网民不仅仅是消费性的实用主义网民，而是一种政治性的网络公民。随后，多位网络知名人士被刑事拘留或被捕。[8]关于受众和公众的区分参见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第九章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207页。

[16]对这些具体做法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前注②，孙万怀、卢恒飞文。如果公民在履行这项公民责任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造成官员名誉一定程度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为这种错误意见可能带来的侵权和犯罪设置特殊的法定定罪条件，我们就需要官员为此承担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

它是公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的主要方式。公权力需要公民权力的监督和纠正。

一般的运动式治理由于在前期取得了与民意的共振，并将某些少数人确立为广大公民的敌人，因此其公权力过分扩张、公民权利受侵害的潜在或实际危险会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默许，或被其治理效果所掩盖。基于此，国家需要公民去参与到政府的运作过程中，积极地了解、反思和批评政府的理念和工作，特别是其中的缺点、不足甚至违法之处，并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建议，及时地纠正政府的错误。

[21]这一事件被称为《网络诽谤解释》颁布后的第一案。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种限制之所以是正当的，并不是因为普通公民作为对等的法律主体享有限制官员名誉权的权利，而是因为公民享有监督官员的基本权利。随后，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发展更是为网民发表公共言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其次，应当尽量限制诽谤官员的公诉启动条件。监督体系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公民监督权是现代监督体系的基础和动力。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时刻，我们不仅要在网络治理中发挥刑法的作用，打击网络犯罪，还要考虑如何维护公民监督权，推动监督体系的完善和法治的进步。

但问题是，官员肩负着公共职务，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公民，他们的名誉是一种特殊的名誉。2006年，彭水诗案曝光后，这个做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引起了公众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将诽谤罪完全自诉化的呼声此起彼伏。